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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飞鹏,雷志洁,雷晓宁---雷氏三杰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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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27 17:21:50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雷氏三杰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                          

  尘封的档案(一)

     雷飞鹏,为官廉洁,后投身革命,是兴中会、同盟会元老,其贡献是不可忘记的,民众甚至以故事口口相传;

     而其子雷志洁,又是在西安事变前后,担任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的机要科长、主任秘书。

     时至今日,雷飞鹏之孙、画家雷晓宁是世界最大老子像的雕塑家,尤擅画马,其影响被誉为“当代第一马”,他近日将祖父辈史料提供出来,以飨读者。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铁岭税捐征收总局成立,下辖法库厅开原县两分局、其主官分别称为委员、总办。第一任总局委员为赵荣山,第二任委员纪应澜,至光绪三十四年二月雷飞鹏继任第三任委员。

  雷飞鹏,字筱秋,号艾室(公元1863—1933)湖南嘉禾县普满乡定里村人。

  公元1893年,光绪癸已举人。曾历任湖南缓宁、祁阳、湘潭、宜章等府县训导、教谕等职(清代学制府学主官称教授,州学称学正,县学称教谕,均各级训导佐之)。其为人耿直豪爽,仗义疏财,且具有忧国忧民之热忱。早年即常思救国之道,以拯民于水火。

  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广东举人康有为鉴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上书清帝,建议“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以图中国之富强,未被采纳,遂在广州长兴里聚徒讲学。雷飞鹏闻之,遂笈往游,师事康有为。康有为见其才华横溢,劝其首先致力于功名。光绪十九年(1893年)乡试,雷飞鹏果然中举。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大比,雷飞鹏本无意进取,况目疾在患,但经康、梁极力相劝,又闻康梁赴京后将有驽人之举,遂从之。

  时值甲午战争议和,清廷派李鸿章为全权代表,于四月十七日在日本马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了辱国丧权的《马关条约》。条约中强迫清廷将中国的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并赔偿军费白银二万万两。因而遭到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康有为于五月二日联合各省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1200余人签名上书,为民请命,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史称公车上书”。1896年,雷飞鹏协助梁启超于上海主编《时务报》,次年又于湖南长沙襄理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积极鼓吹和推进维新运动。

  1898年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导致了戊戌政变,康、梁逃往日本。雷飞鹏幸未祸及,得以返还故里。遂闭门谢客,教子侄读书,藉消遣时日。正当雷飞鹏积郁于救国无术彷徨沉闷之时,忽有湖南同省籍的兴中会成员、武昌起义爆发后的战时总司令谭人凤造访。讲述欲求救国之道自有途径。称孙中山已于1894年(光绪二十年)在檀香山组织华侨海外开明人士成立了兴中会,腐败透顶的满清政府已病入膏肓,只有跟随孙中山先生致力于革命事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方为振兴中华之道。雷飞鹏顿觉耳聪目明,立誓追随孙中山先生,献身革命,以赴国家之急,虽马革裹尸亦无所憾。1902年,经谭人凤、章炳麟等介绍,雷飞鹏在上海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誓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奋斗。

  1905(光绪三十一年)冬,与中国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唐群英(字希陶)之最幼胞弟唐乾一在长沙办理南路公学,秘密推销《猛回头》等书刊,传播革命思想。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时逢清政府户部举行大挑(清代自乾隆时笼络更多的知识分子制订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挑取其中一等的以知县用,二等以教职用,每6年举行一次,意在使举人出身的有较宽的出路,名为大挑)。雷飞鹏虽右目患疾,但形貌岸然,况才华在一等举人之中犹为拔萃(挑取标准重在形貌与应对),故被授留奉补用知县,派往盛京将军衙门之提法司任科员(正七品)。雷飞鹏遂赴东北工作。

  从此,他的公开身份是清政府官吏。

  清代命官虽七品县令,外出之时也有四人扛抬的蓝呢大轿可乘。而雷飞鹏外出之时,常著青衣小帽以步代轿藉以查看民俗商情,又避招摇过市之嫌。

  1907年(光绪33年)7月,盛京设立奉天省,实行新官制奉天特设度支司以专理财政,司设使,司使之下辅以俭事,又分总务租赋、税务、俸饷四科、科有科长、科员、委员司书等。雷飞鹏因善理财政颇得当时的奉天总督兼东三省将军徐世昌的赞誉,称其为干练能员,于1908年(光绪34年)春2月(夏历)初6日,雷飞鹏又被委任为铁岭税捐征收总局主管,并加升正六品同知衔。

  雷飞鹏为官清正廉洁

  雷飞鹏走马上任,认真整顿局务。1908年(光绪34年)《盛京时报》登载:“铁岭牛马税局并入税捐征收总局,雷筱秋大会认真整顿,到任后极少应酬会客。”(1908年3月16日,星期二《盛京时报》)仅月余之后,全局公务业已完全纳入正轨运行,局内秩序井然。

  铁岭原系水路交通要道,城西外五里之遥有马蓬沟辽河口岸,往来帆船载运粮货,溯流上达三江口,顺流而下直达营口入海。1905年(光绪31年),日俄战争后日军进占铁岭,曾于环城四周铺设轻便铁轨,由火车站直达铁岭城东西南北各门,1908年(光绪34年)经交涉拆除。后由商人集贸收买由铁岭北门直达马蓬沟的路段,以人力平车载运货物及粮米(或用畜力及人力机械驱动)。雷飞鹏赴马蓬沟查验往来税源时,则乘此车往返。沿路同情怜恤贫苦者之心颇具白香山遗风。如他在《出铁岭城西乘小铁道平车赴马蓬沟登舟》一诗中写道:

  挥手谢尘虑,兴游延早曦。市喧人尚卧,轨直意先驱。黍穗耐风力,麻花浮露姿。还怜道旁妇,拾豆待朝炊。(其一)问程三五里,呼吸片时通。川陆顿殊趣,忙闻任化工。小停聊试茗,短卧正支篷。水市荒如此,屠酤一与蓬。(其二)

  诗中将“市喧人尚卧”的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达官贵人们与在路轨旁边拾取遗漏零星粮豆的贫妇做了鲜明的对比,鞭挞了当时社会的腐败现象,对“拾豆待朝炊”的贫,抒发了内心怜悯之情而且刺中时弊。

  辽河航运极盛时期,航行于辽河上的船只每年高达万艘以上。自俄、日修筑东清铁路之后,辽河船运事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至光绪末年每年航行于涵河上的船只已减至二千余艘,故诗人发出了“水市荒如此”的感慨。当时雷飞鹏是在调查辽河税源逐年递减的情况,及赴属于铁岭税捐局派住石佛寺的税收机构的途中。雷飞鹏不失为一名清、勤、懂的官于。而且他虽然身为满清官吏,而心却致力于民主革命。 

  1908年(光绪34年)末,雷飞鹏在一年任内的税收从光绪33年纪应澜任内的80757余两增至84742两有余,较33年多收3980余两。但他并不以理税有方而向上司报功请赏,而是逐一呈述各税较33年多收的各种原因:“出产税多收由于34年收获较33年为丰;销场税多收由于商市渐渐复原;牛马税较33年多收之故,查前年日本人买卖牛马多不纳捐,尤复包揽华商免税,经去年屡与日人交涉清其包揽之弊,是以略有起色也;至于酒税较33年多收,由于每斤前收东钱一百文,今改收龙洋一分六厘,此乃大府议加之力,实非榷官善敛之所致也”(此报表为宣统元年初所报故称三十三年为前年)。当幕僚问及:“东翁所报为何如此评析之甚也?”回答道:“本官如自褒岂不有贬前任之嫌,抑人扬己仁义道德何在!”史载后人评曰:可见其为人品德高尚如此。 

  1909年(宣统元年元月望日),雷飞鹏向奉天省府撰写了一万二千余字的税捐报告书,这是他理税一年来的心血,对铁岭的经济状况做了中肯和细致的调查研究。在《铁岭税捐报告书》的前叙中写道:“叙曰:飞鹏以光绪三十四年春二月榷税铁岭,自分心计粗劣,财计素无考求且敛财之地,宽则不利于公家,苛则致怨于民人,朝夕兢兢恒虞陨越。



  顾窃以为:耕于田必知穑事,舂于室必知簸扬。岁月易与行已一年矣,凡所经历情形以事相联约可分为六篇:一曰沿革以言乎税捐之始末,与其更改而知所当务也。一曰建置以言乎局卡之兴废,而知所设施也。一曰税法并著钱法之变易,以言乎税则与圜法不可轻改,改则必达于整齐之准而后以有效者也。一曰埠市并附以商户各表以言乎观市井之盛衰而知商业所由张驰也。一曰食货,以言乎土爱心臧时情险易,庶知所抉择而规画也。此六端者皆铁岭榷务肯要之所存,时托于心理其消息,为著于篇而观现今之状况,亿中将来之所极,复为后论以明之云尔。”

  今铁岭文史书馆“编者按”叹曰:“于铁岭理税仅短暂之一年竟能对百业如此洞察秋毫,如吾之为税数十年者竟无所见树,能不赧然呼?”

  先后加入兴中会同盟会

  雷飞鹏之所以有如此敬业爱民的品质,是作为兴中会成员的雷飞鹏公开身份虽是清朝命官,实则是孙中山派同盟会成员宋教仁到东北成立同盟会辽东支部的主要领导人。为筹集革命经费支援辛亥革命,其宦辽3年余的全部薪响分文未寄故里。同年五月,雷飞鹏在铁岭城西门之外西大街,日本附属地内路南,临街建门市房3间,院内建房4间。院落深隧隐幽,为南北革命同仁来此密议或中转提供了安全隐蔽的场所。门市两间开设典当取名“源源当”,一间设大门,典当之门虽设而长关,不为外人所疑。

  早在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织同盟会时,就曾派人到东北进行革命活动。 1907年孙中山派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宋教仁带2人由日本抵大连,着手成立同盟会辽东支部,并与雷飞鹏、张榕、徐镜心等人在沈阳取得联系,组成了辽东支部。主要成员有雷飞鹏、张榕、陈干、徐镜心、左雨农、宁武、朱霁青、商震、张绍曾和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祯、陆军第二混成旅协统蓝天蔚等人。

  同盟会辽东支部决定主动联系新军、文教界、政界、绿林好汉、民团和联庄会首领等各团体、各行各业人民,开展革命活动,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同年4月1日,宋教仁等至安东(今丹东)与绿林马队取得联系,并接见了绿林马队首领季逢春、朱尔蛟等三十六人,与他们歃血为盟,争取他们参加反清斗争。拟定的计划为,“袭据辽东,逼榆关,窥燕京”。辽东支部在发动社会各界群众,开展革命活动,准备武装起义时因招兵事泄,白愈恒被捕,宋教仁和吴昆因身份泄露而返回日本。孙中山复派廖仲恺、林伯渠等人先后到东北与之联系。1907年时同盟会在辽东的势力发展迅速。如“联庄会”在辽东半岛共有俄式步枪四千余支,辽西绿林中有枪近七百之多,辽北绿林以于春圃为首者人马近百之数……吴、蓝、张三部新军约三万余人之众,武器装备均较充足。

  雷鹏飞自“源源当”由光绪34年开设以来,即频频接待革命志士,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4年多一直不为外人知晓,可见他为革命的良苦用心。由于有满清六品同知官衔,他利用职务之便,在调任西安(今辽源)、广宁之机又在西丰、郑家屯开设了“货栈”、“典当行”为新的联络点,为东三省革命党人活动提供方便。

  在东北雷飞鹏秘密投身反清革命活动, 1909年(宣统元年)3月,雷飞鹏被授以宽甸知县实缺,任期仅半年,宽甸县大治,可见“干练能员”当之无愧,同年9月又被任命为西安县知县。他是西安(辽源)自光绪28年(1902)8月建立县治以来的第9任知县。县城一切均待兴举之状。雷飞鹏到任后,首先调阅地方志了解当地历史,因刚建治不久,尚无地方志,于是,雷飞鹏暗下决心,要写部县志。他不辞辛苦,察看山川河流,走访社会名流,登临龙首山察看叶赫古城遗址,访古探幽,无限感慨,即兴赋诗曰:

  登叶赫东城山莽川行犹道是当年霸国

  望京华北斗时新势急最难为今曰公奴

  中共吉林省辽源市市委副秘书长、辽源市政协副主席周任赤2009-08-10在光明日报发表“辽源赋”时,曾再次引用雷飞鹏的这两句诗,感叹说:“民国县长一叹,或谓唏嘘乱世而惆怅,或谓亦存振邑之志乎”?

  当时这里贫民流离失所,工商业很少,雷飞鹏为了解决贫民就业,立即筹集款项办理贫民习艺工厂一座,原来西安城犯人收监要押送200里外的开原羁押,犯人徒步往返,跋涉苦不堪言。由于一时款项不继,雷飞鹏便动用归已的养廉银修筑监狱一座而使犯人免去跋涉之苦。西安城大多民宅都是茅草房舍栉比鳞次,每当春风来临之际,时有火灾降临,百姓束手无策,眼望茅屋化为灰烬而陷入穷途未路。雷飞鹏立即组织富绅巨贾筹集巨款组建消防队,购置足够的消防器材,并训练百余名消防队员。大户商贾均购置备一定数量灭火器材,并于县城正中建了望台一处,昼夜派人观察火情,遇有火情发生则击钟报警,消防队立即出动,并由临时消防队人员协助扑灭火势。从此,减少了火灾发生,为根治东辽河水灾,修筑河堤,栽树造林。

  民国县长一叹世人感慨

  是年秋,又于西丰县城开办《天合德》贷栈,每年秋季收购人参、鹿茸、棒子、蘑菇等药材山货及皮张,并代客商收贮粮豆,成为开辟经费的又一来源,并为往返于吉林、奉天(沈阳)关内等地的革命志士提供联络的处所,旋又令其在辽源州(双辽县)任警务长的族侄在该州治所郑家屯代开设《得得当》,典行一座,除为革命活动提供资金外,并做为奉天、吉林、齐齐哈尔三地的中转站及联络处所,是年冬“西安县图书馆”建成,空余之暇,雷飞鹏乘骑周临县境察看山川形势及走访民情,详勘各盛京围场之疆界及满、汉名称(西安城原属盛京围场八旗射猎之地),着手撰写《西安县志》,1910年(宣统2年)县志定稿付梓。

  雷飞鹏创办西安两等小学校,亲自为学校撰写联:

  文中子将相门庭愧我无能未与诸生言礼乐。

  东西洋国民教育庸渠不若须知小学是千城,

  雷飞鹏在西安城时间不久,可是政纪突出,临离任时,他将自己珍藏4千多册线装经典图书,全部损赠给县图书馆。雷飞鹏调任广宁盐务局委员,西安县民众感沐其德政,拟制万民伞相送于十里长亭之外。雷飞鹏闻讯立即传喻耆宿及民众长者,晓知以理:“如是则诸公欲陷本官于无义也,本官即理此邦,应为此邦民庶效命,此乃应尽之责也,如是则难避钓名沽誉之嫌,愿众父老爱怜之飞鹏之幸也。”于是经轻装简出,经西丰铁岭晋省赴命。次日幕僚代向乡宿辞行:“东翁不敢有劳西安父老相送,已于昨夜披星赴省矣,此邦民众爱戴之情,敞东将铭盛衷心。”衙门所有钱粮等均清点造册,由幕僚代为交待清楚。

  1910年(宣统2年)五月,雷飞鹏接任广宁,府盐务总局委员(今辽宁省北镇县为其府治、原辖阜新市、彰武县以南及医巫闾山以东之地)。广宁为关内至奉天之间往返必经之地。及由关内各地到东三省进行革命活动的仁人志士,甚至旅辽谋生的江淅湖广人等,莫不以广宁为落脚之处,这是因为,慷慨解囊系广资助的雷飞鹏早已名扬大江南北。

  1911年初,长江流域的同盟会员及其他革命人士,纷纷酝酿推翻清政府的武装起义,并经常由陆路及海上来往于东北三省进行联络,以备形成南北相互呼应之势。同盟会辽东支部当时已壮大发展至万余之。根据东三省的形势及几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决定首先全力支援南方。于是发动会员自愿捐助以解决南方革命经费短缺之急,1911年初,为支援长江流域同盟会发动推翻满清的武装起义,同盟会辽东支部筹集一笔巨款,由雷飞鹏指派手下得力会员解送南方。

  1911年10月10日(宣统3年8月19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终于爆发,南方18省迅速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消息传到东三省,革命党人欣喜欲狂,奔走相告。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建立,并于当月16日任命蓝天蔚为关外都督,率领北伐军千余人由上海乘船抵烟台登陆,与驻成当地的关外民军会师。还发表文告,宣称:“除暴安良,建立共和政体。”

  消息传至奉天,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则命令东三省中外报馆“暂缓”登载武昌起义消息,并以张作霖、汤玉麟等人为羽翼,以阴谋手段窃取了东北革命党人筹划的保安会大权,死保腐朽没落的清王朝。赵尔巽深怕张榕与蓝天蔚里应外合,便与张作霖、袁金铠秘议对策,于是张作霖指示其巡防营侦探长于文甲于1912年1月23日在大西关附近将张榕暗杀,蓝天蔚被迫出走。东三省革命党密谋独立的行动,被满清在东北以赵尔巽为首的反动势力扼杀。

  雷飞鹏当时任入会者达三万余人,其中以新、旧两军人员最多的东北革命团体 “中华革命急进会”经理部长兼《东三省日报》主编。因雷飞鹏赴大连接济北伐军在奉天沿海登陆时所需物质供给,及为筹集款等事宜,而离开奉天,才幸免被害。张作霖在派广宁盐务局查抄雷飞鹏余党时亦一无所获。仅将广宁盐局收支司事刘吉澎作为雷飞鹏的余党加以逮捕入狱。

  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雷飞鹏奉“中华革命急进会”的决议“暂由广宁盐局公款小银元三万元为革命军坚付军饷, 待大局定后再付还。”一事物载入薄记中,而巡防营竞将帐薄及小银五千余元抄走,反诬雷飞鹏共携款三万五千余元逃走,其事发生在民国元年之后,而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竟代已不复存在的清政府行事,将雷飞鹏革职查处缉捕。民国2年袁世凯又以大总统名义令湖南督军查抄雷飞鹏家,雷虽宦辽数载,其家却别无长物,仅有祖业遗产田60余亩,变价折合现银八百余两,又将铁岭的源源当及西丰的天合德贷栈查封,变价抄走。巡防营还捣毁“东三省日报”社,予以查封。

  雷飞鹏虽遭此迫害,依然不畏强暴,甘冒随时有被捕危险,为革命南北奔走。1912年10月,东北反动当局对他的通辑令还没有撤消。他竞冒杀身危险,为革命复来东三省从事民主革命活动。此时辽东已是凉秋九月塞外草衰之时,南来之人征衣正单,御寒无着,行至昌图,因衣单难敌秋寒,求助于同科举人、昌图县知事程道之。在昌图县知事程道元的掩护下,派心腹人员护送雷飞鹏到吉林省教育司长兼署实业司长郭宗熙处,妥善安置雷飞鹏于其幕僚之中,(因当时张作霖的势力范围仅限于奉天境内)。在张作霖统一东北三省前的6年当中,雷飞鹏除于郭宗熙任吉林省长之后曾被派往德惠县做了一任知事外,其余时间均参与郭宗熙的幕僚之中,郭宗熙每一重大决策均为雷飞鹏所代为谋划。

  雷飞鹏在吉林郭宗熙幕府避难之时,不忘民主革命,仍于革命者有着密切的联系。1914年又秘密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雷飞鹏曾参与组织国民党长春分部,但随即被袁世凯下令与全省的国民党组织同时取消。

  1914年7月10日,孙中山派蒋介石(化名石田介雄)与丁仁杰(化名长野周作)曾在哈尔滨向吉林革命团体宣读孙中山的亲笔信,要求东三省各革命团体立即组成《中华革命党》密谋举兵南下讨袁。雷飞鹏建议三省虽可直窥燕京,但目前封建顽固努力尚较地内雄厚,不宜举兵,应谨慎行事。未被采纳,蒋、丁二人返回东京后,向孙中山禀报:三省革命力量强大,且有黑龙江巡防营为后盾,极宜立即起事。孙中山遂任命丘丕振为“东北讨袁总司令”,来东北组织武装斗争,并派人在营口、铁岭、长春、哈尔滨等地策划起义,首先由中华革命党成员何海鸣、姜华廷二人在铁岭、四平、公主岭等地设立革命机关,准备反袁。

  同年9月6日,当姜华廷在开原县城建立革命据点时,因事泄被捕,其他各地亦随之先后失败。

  1919年10月23日,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批准郭宗熙之辞呈后,雷飞鹏亦辞去幕僚职务回到湖南。1921年被聘为湖南长沙图书馆长一职。由于他始终关心贫民饥苦而致力于慈善事业,1922年被公推为湖南省议员及华洋筹账会干事等职,列入湖南宪法会议第一次议员名单。1925年雷飞鹏任教于上海群治大学,并于此时期内漫游江浙。

  1928年秋,在杭州适与弘一法师邂逅相逢,弘一法师将雷飞鹏邀于寺内留住。二人谈至深夜犹无倦意,天明辞别留恋不舍。雷飞鹏受弘一大法师影响,虽无适入空门之念,却从此萌生茹素礼佛之想。同年冬,应乡里耆宿之请,于上海辞去教职,回乡担任《嘉禾县图志》总纂。1931年初付梓《嘉禾县图志》,被学术界高评:运用清代方志学理论,结合处于变革时期的民国时代特点,在方法,体例及内容辑录等方面均有创新。以后雷飞鹏又被聘做《蓝山县志》的编修工作。

  雷飞鹏毕生苦读经史,能诗善文,教学有方,系船山书院首批弟子,曾两任宁远“冷南书院”山长(山长一职除讲学外,并兼领院务)弟子遍布九嶷山麓。一生著述颇丰,著有《都庞山馆诗文集》等经史杂文数十部,其文章散见于京、津、沪、汉及东北各报刊之内,晚年客居湖南桂阳城颐养天年。1933年与世长辞,享年71岁。

  综观雷飞鹏一生,清正廉洁,忧国忧民,追求真理,投身辛亥革命,是辛亥革命时期东北民主革命运动主要倡导者之一,不愧为“中华革命之先驱”。

  雷飞鹏遗留在铁岭的诗选

  上姜斋使君铁岭演说本事歌谣(序略)

  爱国复爱国,当究爱之由,国本无中外,圆者为地球,庞然自谓大,谓人不我侔。事事却不如,斗败遂成偻。冒名尊国体,实贻覆丑羞。尊国反辱国,殊非爱国俦。一种卖国子,积成民俗偷,动则挂洋旗,甘为汉奸流。或曰视利入,或曰逃法稠,岂知幸苟免,终焉为奴囚。暂时受?沫,势去任躏蹂。波兰与印度,远祸良可忧,近看高丽人,何止如赘疣。爱国复爱国,主意早自谋,国藉母轻脱,国教母妄投。国税乃义务,莫徒生怨愁。拭目看陆海,国于五大洲。何以分数等?何以逊一筹。若者国之耻,若者国之仇,譬如自己家,父兄有诟责。又如自一身,沉疴何日瘳。激起痛爱心,刻刻猛自修。人人知爱国,跃起我神州。所以说爱国,当究爱之由。

  尘封的档案(二)

  雷晓宁父亲、杨虎城秘书雷志洁

  自打小说《红岩》面世后,人们都一直以为“小萝卜头”的父亲宋绮云,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其实,正如2009年4月26日扬子晚报“传奇解密”披露的军旅作家、二炮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李伶,在其新出版的《西安事变序曲》一书中所称,据他历时两年多考证的那样:“宋绮云从未做过杨虎城秘书”。而这“秘书”一说,其实是杨虎城将军当年为援救被捕的宋绮云,给特务机关的借口。

  而真正做过杨虎城将军秘书的,却是湘籍辛亥革命兴中会、同盟会元老雷飞鹏之子雷志洁,亦即世界最大老子像的雕塑家、现今尤擅画马、被誉为“当代第一马”的著名画家雷晓宁的父亲。作家出版社出版程堂发所著的《尘封的档案》一书,就以 “杨虎城秘书雷志洁”专题,用珍贵史料为依据,并考证《雷志洁自传》,恢复了历史原貌。

  雷志洁,原名季辑,中学时名雷箴,曾号蓉裳,祖籍湖南嘉禾县人,1907年生于奉天铁岭,六兄妹中排行老五。所以后来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即取“雷五”笔名,似雷贯耳。

  雷志洁足岁才随父母进关,先后在北京、济南育英小学上小学,9岁回家乡湖南,进长沙岳云中学读书直到14岁。雷志洁中年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岳云中学当时在长沙是最进步的一所学校,当时学校里就有许许多多的活动。而且他时常可以看到一些新思想的书籍和杂志,如《新青年》、《向导周刊》等,受到影响。

  雷志洁从小天资聪颖,在前清翰林父亲的熏陶下,有很深的国学基础。他称这还是一段奇异婚姻,导致了自己日后有着厚实的文学功底。原来在雷志洁14时,父亲就为儿子张罗了一桩婚事,媳妇是雷家账房先生20岁的少女。雷志洁不愿意,又不好违背父母之命。但后来偶然机遇竟爱上了一个来家里唱戏拉胡琴的小姑娘。几天后竟偷偷到她家跪地求婚。父亲大发雷霆,以触犯家规将雷志洁关在一个小书房里,不准外出。雷志洁只得每天在父亲严加管教下,用红笔圈点《资治通鉴》,起初不管懂或不懂,每天坚持圈点半本书,日久兴趣渐增。约一年半时间,父亲不许雷志洁出门半步。从而促成雷志洁圈点了大量书籍:有《资治通鉴》、《诗经》、《四书》、《四史》、《庄子》、《荀子》、《经史百家集钞》、《全唐诗选》、《古文词汇纂》等。雷志洁博览群书,时间长了,父亲见儿子有了一定国学功底,就在1923年雷志洁十六岁多些,把他带到了上海,送进了上海大学。

  雷志洁在自传中写道:这时听到“共产主义”的名词,对开会感兴趣,主要是听他们讲些我从来没听过的东西。当时也随着一些同学到马路上去写标语、散传单等。记得是在进上海大学的第二年,有次大家又到江湾路一个学校宿舍去开会,大家正谈得热闹,突然冲进来几个警察,大家赶紧跳窗子逃走,没有跑得来得及的都被警察抓住了。一共是8个人,我也是其中之一。把我们送到了龙华后,其余几个人都分开了,我被关进了一间小屋子,不断有人来问我叫什么,哪里人,开得是什么会,都有些什么人,我说我不知道。不久,由父亲朋友、中东铁路督办郭宗熙保了出来。没多久,由于上海大学学生经常参加进步活动,上海大学就被军阀孙传芳查封了。后来大革命爆发,雷志洁随父离开上海回到长沙。

  1930年,雷志洁四哥雷嗣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由国民政府宣传部长黄少谷引荐,在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任秘书,后任宣传处长、秘书长。他写信要雷志洁侍奉父亲去北京住,但父亲年老不肯离开家乡,次年则要雷志洁自行去找家兄。

  雷志洁博览群书 痛恨日寇

不久,雷志洁被介绍到郑州行营日报编副刊,后来报社被日机轰炸,社长申伯纯被炸伤腹部(申伯纯,北京人,1936年西安事变后,在西安地区从事统一战线工作,1940年任第18集团军总部秘书长,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处长,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常委),另一个秘书陈莲士被炸死,全社9个人死伤7个,雷志洁幸免于难。

  后来父亲病逝,雷志洁和四兄赶回湖南奔丧安葬,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回到故乡嘉禾,前后住了十多天,就又回北平。不久四兄全家迁到天津,他也随去,住在日租界宫岛街,四兄和郭春颢、王法勤等办了个秘密杂志叫《战旗周刊》是攻击蒋介石的,雷志洁便和四兄的内兄一起,帮做发行、校对、印刷等事宜。

  霹雳一声,“九·一八”事变爆发,天津日租界如临大敌,雷志洁他们住地也被搜查了一次,次日他们撤到法租界。雷志洁回忆说:“这时平津学生怒潮般地游行,日本浪人和汉奸流氓在天津的暴乱……这一连串现实,对我有很深的刺激,当时我直觉地痛恨日本鬼子,慷慨激昂地写诗痛斥。

  1933年春,四兄家来了位朋友叫郭增恺,同雷志洁住一间房里。郭增恺曾任宋子文秘书,时任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将军高级参议。郭增恺征询雷志洁愿否去条件较艰苦的西北工作。雷志洁遂应允前往,担任了西安绥靖公署少校秘书,专为参谋长办公室服务,写讲演稿子和应酬文字。不到半年,杨虎城看其聪明伶俐,文采出众,写得一手好书法,便调其到机要科当秘书,除完成原有工作外,还兼办处理一些电报。第二年又升为中校,专门跟随杨将军,有时住在杨将军家里,有时住在行署里。此间有位亲戚来西安找他,因为杨将军与延安关系不错,互相往来很多,所以,雷志洁就将亲戚送到了延安,解放后担任了中共抚顺市委宣传部长。

  1934年9月,雷志洁作为机要秘书,跟随杨虎城将军到兰州、西宁、平凉、汉中等地视察,写了许多调查报告。又到庐山、洛阳开会,雷志洁搜集了大量素材。雷志洁回忆说,“杨将军对我很亲近,我规定虽只有80多元薪俸,杨将军总要从自己收入中帮助我一点”,平常杨将军私人图章也由雷志洁保管。在此期间,雷志洁主张抗日,思想进步,在西安,雷志洁也因追随杨虎城将军,相识了中将衔的第十八路集团军(八路军)总参议宣侠夫、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陈赓等中共高级领导人。

  而此时,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法科、当过安徽高等法院凤阳分院院长、天津高等法院院长兼天津市政府首席参事的长兄雷季和,据传因沧石铁路对日交涉及天津屠宰税等问题,1936年农历年除夕,在天津法租界中国饭店,被日本浪人刺死,后国民政府颁发了褒扬令。大哥丧事是雷志洁去办理的。他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的滔天罪行,极为愤怒,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后四兄要他东渡日本读书,被雷志洁拒绝。

  雷志洁在自传中记载,西安事变前五个月时间,杨虎城将军把西安绥靖公署机构调整了一下,参谋长换了李兴中,参谋处长王根僧(解放后任迪化警备区司令员),总参议杜斌丞,秘书长是南汉宸,对外交际处长是申伯纯,因为申与雷志洁在郑州行营日报的渊源,因此,作为中共地下党的申伯纯与雷志洁商量,并得到杨将军同意,由雷志洁带密码本和勤务兵,去北京秘密探查华北敌伪军情,以决定29军是否抵抗和西撤问题。雷志洁由军需处开具一张北京交通银行不定额随时可取的支票,坐头等车,密码本则藏勤务兵身上,再坐一节车,互不来往,秘密前往京城。

  雷志洁西安事变负责接待各省代表

  雷志洁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北京正是极端混乱的日寇和汉奸的世界,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也正在暗中或公开进行一连串的卖国勾当,情形是相当严重和紧张的,我去的有利条件是四兄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北平特别市副市长和社会局局长,虽闹过别扭,毕竟是兄弟,我通过当时四兄新娶嫂子的关系,说明西北太苦,不愿再干,希望四兄介绍一个比较好的工作,这样四兄高兴了,很快在冀察政委会替挂了一个编审室副主任的名义,每月领薪600元,并拨给小轿车一部,我就住在四兄家里,勤务兵是北京人就住他亲戚家,前后21天。

  有天晚上四兄很晚回来,很生气,我还没回来,第二天早晨,四兄突然问我:“老五,你这回究竟来干什么的?”原来在北京最后十多天里,四兄渐渐发现了我的作用,大发雷霆,逼着我回到西安。我没有答话,最后四兄叫我早点离开北京,我仓促地就在当天下午到了天津,住了一天,即乘津浦快车到徐州,转陇海路回到了西安。我回西安除汇报完任务外,还在当时宋绮云先生办的西北文化日报上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北征》,内容完全是写冀察政务委员会出卖祖国的内幕(宋绮云在重庆解放时,全家与杨将军全家同时殉难)。

  从北京回西安后,直到双十二西安事变这个阶段,雷志洁主要负责接待各省到西安来的代表。常陪代表住在西北饭店。较重要的有四川刘湘、山东韩复榘、山西阎锡山的代表。还有中间人士的代表张语菡(西安事变中,他是西北各界联合会的主席,经常和雷志洁、宋绮云在一起,后改名张金铎)。

  雷志洁说,“西安事变爆发时,我最初认识了几位中共的人物,他们都住在玄风桥和车站附近,其中和我来往过的有宣侠父、陈赓、边章立,还有位好像叫白志文的,我还记得有次我们在琪士林西餐馆,陈赓将军说到长征的故事,自称是‘神农氏尝百草’。当时负责和中共方面接洽的,就是王炳南先生,他当时是杨将军外交秘书”。

  西安事变爆发,雷志洁又被调回机要科,并被提升为上校。在事变当中,因原任科长周梵伯另有责任,杨将军曾嘱雷志洁一度暂代机要科长职务。

  西安事变结束后,宋希濂的36师进驻西安,发布黑名单,雷志洁也被列名其中。此时,杨将军部已退驻三原。留了一部车子给雷志洁。1937年1月,雷志洁赶到三原,杨将军在三原组织行辕,雷志洁又被任命为行辕主任秘书。接下来杨将军由三原回到他的故乡蒲城,又电召雷志洁到蒲城东里堡杨家,住了一个多月。到3月情况和缓,杨将军准备出国考察,雷志洁再随杨将军回到西安,住在杨将军西安家里。

  1937年3月,西安事变后杨将军被迫出国考察,行前给了雷志洁一笔款子,要其“如果不打算回湖南,尽可以到陕北去”。此时陕西省主席已换了杨虎城将军的部属36军军长孙蔚如,孙委任雷志洁赴任陕北甘泉县县长,那时该县已属中共直接管辖。于是,雷志洁先到了甘泉,又到了延安。到延安的任务是执行国民政府与中共商谈,能否恢复田赋征收和甘泉城防等问题,因无结果,只能辞职。

  雷志洁后来再次回到了西安。哪知时任陕西省主席熊某召雷志洁谈话,恐雷志洁再回到陕北投向中共,第二天竟又以“擅离职守”为名发通辑令,逐其离开西安。

  雷志洁到咸阳找到赵寿山将军,两人寒喧一番后,雷志洁赠诗表达惜别之情:“江海曾经浪,黄河又踏水。人如多病鹤,身似打包僧。故国哀乔木,饥军远灞陵。少年趋幕府,深自愧孙登。”

  雷志洁编纂进步文章 直笔史实

  过潼关的时候,雷志洁又写过四句诗:”一重山画一重山,万里黄河去不远。为问中原谁搋马,乱风吹我过潼关。”到了南京后,把在西安写成的一部文集稿《东北西变偶闻》送同乡刘子亚所办的《民治导报》上发表,连载了不到半个月,该报即被查封,刘子亚也被捕。雷志洁只得返回湖南,住在离长沙60多里的乡下,那里有父亲为母亲买下的几亩祭田,他说自己大有“躬耕南阳,不求闻达”之慨。此时湖南省政府主席是张治中将军,雷志洁四哥任其总参议兼长沙行署主任。此时四兄好像与弟尽释前嫌,几次使人叫雷志洁去长沙城里,计划要雷志洁去故乡嘉禾当县长。雷志洁执意不肯干,并就此把原来的名字“季辑”改为“志洁”。以示决心。雷志洁称,四兄也没可强迫的理由,为照顾我的生活,就在他的“长沙行署”替我挂了一个参议名,每月支薪200元,暂时就住在他家里。

  不久就发生了长沙大火。由于情报一字之差,遂使长沙数十万生灵惨遭灾劫。雷志洁亲身经历,愤激无奈,写下一首诗寄托哀思:“一炬成焦土,哀号十万家。至今无贾谊,谁后哭长沙。”

  1940年,雷志洁愤然离开长沙,到重庆战时干部训练团当教官,后因看不惯政治部主任的官僚习气,不辞而别,去《时事新报》编副刊。后陪都建设委员会成立,与雷家世交、做过民国总统的徐世昌女婿许大纯时任该委秘书长,于是邀雷志洁去做该委编纂科科长,主编《陪都建设》月刊,还被委任担当副参谋总长程潜将军的秘书。

陪都建委撤消后,雷志洁抱着“不北走胡,即南走越”心理,经同乡、曾任宋庆龄秘书的刘觉介绍,带着家眷远走西康,刘文辉将军给了他一个顾问名义,每月致送车马费3000元,工作就是每星期和他天南地北地谈一两次时局。其实1941年去西康是由刘觉授意,试探可否取得西昌行营为西撤之地。刘文辉将军

  把雷志洁安顿在一个别墅里,生活很优裕,闲暇,雷志洁便和雅安金凤寺出家已20余年,学问颇深的前清秀才方丈释云和尚结识,并和其它几个老名士之流,大谈其佛学。雷志洁因此那时一连串地看了许多佛学书,如大乘起信,龙藏宝藏,唯识三十颂,金刚经三十家注,觉慧圆经等,同时雷志洁开始自己临摹山水国画,有时刻刻图章,这段生活对他后来的思想产生了影响。

  到1941年下半年,雷志洁决计再回重庆,并想一探长江上游奇绝的风景,于是带着夫人坐着一只五根竹子编成的竹筏子,经过千滩万险,顺流而下,他说那风光是要比太白之下江陵,还要奇震得多,那时之敢于冒这样的险,原因不多是“死生命也,江流有声。”

  雷志洁长于修志,l943年又到国史馆当编辑千事,曾编辑《民国初年史长编》、《湖南丛书目录》和《洪宪纪事本末》两本书,并在《南京人报》上发表了《国大纪事诗注》、《妾妇之道》等文章,抨击国民代表大会的丑闻。国民政府为之很恼火。1948年,由张恨水和张友鸾创办的《南京人报》因支持国统区的反蒋民主运动和爱国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当局查封。雷志洁冒险通知了好友张友鸾,要其赶快逃离南京,第二天国民党宪警没有抓到他。对此,张友鸾非常感激。

  1950年5月张友鸾夫妇到南京可园专程看望雷志洁,又介绍其为上海一些报纸写稿。雷志洁遂写有《蒋家班的活剧》在报上连载。此后,他在南京即以写文章谋生,曾为大光明电影公司写下著名电影剧本《洪秀全传》。

  不过,这样的岁月还是让雷先生郁积成患,竟一病不起。1960年9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雷志洁仍笑对人生,自曰:“人死如灯灭”。但还是请来邻居小弟扶他到小床上,说怕死后你嫂子和孩子们不敢再睡大床。原来,当时雷家住在城南评事街的一座三进院落的最后一进中间。由于家庭生活来源很少,度日艰难。虽有六个子女,但家里只有一张大床和一张凉床。雷志洁豁达开朗,临终时还讲给家人听这样一个笑话:有个小偷,去一大户人家偷东西,进去不久,便回身抱头鼠窜。问及何故,答曰被枕头砸中。须臾后主人出来笑与窃贼道:我要是用被子揍你,你更受不了。小偷夺门而逃与路人道,没见那家穷得——“砖当枕头、缸作被(钻进缸里取暖过夜)”呵。雷志洁是以此来喻自家还没到山穷水尽时。

  晓宁至今清楚地记得,父亲离世后的情景,殡仪馆是用一个三轮摩托车来拖遗体的,当时两个姐姐才十几岁,晓宁刚8岁,大妹5岁,小妹才1岁。母亲才30多岁,出殡那天,因父亲人缘好,全街人都出来相送。

  尘封的档案(三)

  清皇室翰林雷飞鹏之孙雷晓宁

  清皇室翰林雷飞鹏之孙雷晓宁1952年11月生于南京,也一直在这座古都长大。转眼已届花甲。但他对于祖父辈的业绩和与那个时代风云交汇的故事,却是在他年近花甲才知晓较为详实的历史真相,百感交集。他很早就知道,自己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雷飞鹏是清光绪年皇室翰林院湖南籍六大翰林之一,但不知祖父很早就加入了兴中会,又到东北领导同盟会辽东支部,投身辛亥革命,被誉为“东北民主运动主要倡导者之一”、“中华革命先驱”;父亲雷志洁曾任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机要科长、主任秘书;母亲赵润华多年从教,外祖父赵家瑀系中国电影业创始人之一,曾创建大光明电影公司。这些事少时晓宁曾听母亲说过,父亲曾帮助过不少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但母亲一般很少谈及过去的家史。

  而雷晓宁自己,则在1961年左右9岁时,经友人介绍拜著名画家赵良翰(吕风子学生)先生、后又拜刘汝醴教授(徐悲鸿学生)和当代艺术大师亚明先生,学画,从此步入艺坛。如今,他已是座落于中国道教之冠、江苏句容茅山风景旅游区,获“世界吉尼斯之最”称号的世界最大老子神像雕塑家,并尤擅画马、以“当代第一马”名扬海内外。

  他的六十年人生,也与许多中国人一样相似:1968年中学毕业,响应号召插队江浦农村,1976年上调回南京。1974年被点招考南京艺术学院等均获优异成绩,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被拒之校门,从此走上恩师指教、广交艺友,勤奋苦学的自学成材艺术之路。雷晓宁说:今日思之庆幸当年被艺术院校拒之,方有今日之艺术。

  晓宁自幼在恩师们膝下受到言传身教,立志要在绘画领域有所建树,更深知求艺艰辛和美育教育对民族艺术发展的重要性及社会作用。1982年在艺友及恩师们的鼓励和江苏省美协支持下,雷晓宁创办江苏地区首家全日制美术学校——“南京金陵美术学校”,被南京市第二教育局及政协任命为校长。学校开办前后近三年,先后向各艺术院校输送许多人才,有的学生现已是艺术院校教授等。由于当时尚无私立学校之教育政策,外界评雷晓宁思想超前。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许多城市兴起一批街头雕塑,但相当多的雕塑寓意浅薄,造型粗劣,这刺痛了雷晓宁的心,他感到神圣的艺术受到了践踏,艺术的良知使他陷入了久久的沉思。雷晓宁觉得,最主要的是那些雕塑没有考虑到与周围环境、民俗的协调,缺乏历史文化内涵,并且还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必须创建将雕塑、绘画、建筑、园林综合在一起的机构。经过一段时间酝酿,1988年底,雷晓宁在恩师亚明关心、省美协主席徐天敏参与指导下,和几位志同道合的中青年艺术家、建筑师注册成立了我国第一家环境艺术公司——江苏华夏艺术有限公司,开始户外雕塑和园林整体建筑环境艺术设计。1990年他应江苏省盐城市邀请,创作完成中国环保战线第一位革命烈士徐秀娟汉白玉塑像“海之恋”,高4.6米,现仍座落于盐城市。后又在南京创作完成大型城市汉白玉雕塑“青春之歌”,现座落于该市第33中学。

  1993年,雷晓宁应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之女杨拯英、侄儿杨拯秦之邀请前往西安、甘肃兰州等地参加纪念杨虎城将军诞辰100周年活动,再缅怀了父亲与杨虎城将军的深厚感情。此后,又完成创作大写意中国画“双骏迎春”图,赠送革命烈士刘胡兰胞妹刘爱兰、司晨光夫妇(刘爱兰女士是雷晓宁父亲雷志洁任教于山西工农速成中学学生)。

  著名导演吴子牛1995年来宁拍摄电影“南京大屠杀”资金有困难,雷晓宁主动拍卖自己的中国画作品得款3万多元,全部捐赠吴子牛夫人司马小佳,并组织其他书画家义卖书画作品,后因此创作巨幅中国画“南京大屠杀”。且雷晓宁多年来致力于慈善公益活动,多次受民进江苏省委、江苏省劳动厅、民政部病残儿童救助基金管理委员会等有关部门奖励和表彰。

  雷晓宁雕塑世界最大老子像

  而引起海内外最大关注的,莫过于雷晓宁1996年—1998年间,为现座落于中国道教之冠、江苏句容茅山风景旅游区,创作雕塑完成了获“世界吉尼斯之最”的世界最大老子神像塑像工程。这座老子神像为坐像,总高33米,材质为锻铜,是中国首座采用锻铜工艺的巨型雕塑。“老子”神像还因此获国家设计、工艺等专利(专利号为96313377.2)。

  雷晓宁是在老子像雕塑招标首轮结束后,由朋友推荐参与的。当时有关方面虽向全国征集到50多件作品,但仍不够满意。晓宁时任江苏华夏艺术研究院院长和华夏艺术有限公司董事长,他感到要把老子巨像雕塑好,就要充分领悟道教文化的真谛。老子祖籍中原,得道升天,既是神界的太上老君,又来自人间,而道教又无老子神像图传世,所以究竟如何将老子像雕好,让民众心系往之,就看对老子和道教文化的悉心领会。老子为道教鼻祖,道教向有“国教”之称。因此,塑造老子像必须塑出仙凤道骨、一教之祖的整体形象,而形象首当超凡脱俗、仙气飘逸,具有高超的智慧和无上权威的神韵。整体面部表情雍容大度,目光坦荡深邃,使观者一眼就可看出老子无限的内在道德力量与其特有的魅力;慈祥的面容神志,既是世间人物的翻版,又具备传说中神仙的尊颜。

  要超越以往所有老子像而创“天下第一”,同时建造目前国内外最大的老子铜塑及其配套的道观园林,以纪念中国历史上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宗教活动家、道教的鼻祖太上老君,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应具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史诗般宏大的规模、气势。

  因此,茅山方面在招标设计图平面稿时,就要求设计师对此有深刻的阐述和整体规划,结果雷晓宁以诠释“天人合一”名列榜首胜出,在后一轮小样设计招标时,仅剩下国内三家院校和公司,但最终以雷晓宁设计的33米高世界第一大老子坐像中标。

  雷晓宁全身心地投入了这项不朽工程的设计和竞争。正如当代艺术大师亚明先生为雷晓宁老子塑像所题的4个大字:“形神妙绝”。

  同时,担任南京第二建筑设计院总顾问的雷晓宁,根据茅山山脉地质状况,考虑气候变化环境因素,提出采用锻铜工艺雕塑老子巨像,在茅山半山腰立像,得到肯定。于是茅山老子巨像招标方,确定由雷晓宁全面负责世界最大老子神像雕塑工程,直至安装落成。

  于是,晓宁先后制作了20比1的高1.65米、再制作10比1的高3.3米的玻璃钢雕塑稿,最后在晨光厂20米高的制作工厂,放大为1比1的石膏巨像。为了保证放大后的效果基本不走样,和在放大过程中再进行必要的艺术再创作,晓宁要求把制像的支架跳板栏杆拆开加宽,便于现场塑造时,保持一定距离观看审视,谁知一次由于艺术创作得太投入,凝神后退,竟从7米多高的支架上摔了下来,幸好掉在农民工运来的石膏粉堆上,所以毫发未损。最终晓宁率领10多位雕塑家和几十位工程技术人员,将260多块老子巨像锻铜片,运载到茅山现场安装。

  老子巨像历时一年3个多月终于落成后,不久竟出现了一大奇景,在老子巨手的下方,形成了一个高逾1米多的蜂巢,被公众盛赞为“蜂拥而至”,是海内外旅行社导游们广播解说的必用之词,亦成为世界各大互联网站始终保留的视频节目。

  金陵晚报1997年11月2日在题为《他为老子塑像》的报道中说,“人们总能从雷晓宁那刻着岁月霜雪的额头和那细密的胡须里,听到他心底呼唤。如果说雷晓宁的‘徐悲鸿青年时代’、‘海之恋’、‘风帆’、‘春之歌’等一系列大型城市雕塑,是他向人们展示才华的一个侧面,那么,他为茅山道院老子塑像及道观园林工程的设计,则全面展示了他超凡的塑雕艺术和园林工程设计的惊人才华”。

  雷晓宁画马被誉“当代第一马”

  数十年来就对马有着情有独钟喜爱和崇拜的雷晓宁,自幼在恩师们的教诲加上自身天资聪颖,打下了中西绘画的坚实基础。喜马、爱马、画马,伴随着长大,在恩师们指点下,尤其是亚明恩师就曾不止一次地提醒晓宁:“你对马有特殊的灵性,可以把绘马作为你今后最重要的题材,你会超过最伟大的画马画家。”

  晓宁多年来一直思考着一个问题,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龙马精神”为精神指向的国度。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也一直存在着那种典雅高贵的与人为善、和谐共存的思想和“天人合一”、“顺其自然“等,也是最古老的阴阳学说。

  这和马的精神世界和外形是何等相似。在马身上就能感悟到那种阳刚之气和阴柔之美和谐融于一身。观察马的眼睛你会发现,它还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何其像中国人那种坚毅刚强又善良柔情“悲天悯人”的思想。但见古今中外画马人均未能真正表现出马的美和精神,基本只把马作为一种牲畜来描绘,一些大写意只见墨团无人能识。直至悲鸿先生笔下昂首独立坚韧不屈的马的精神,表现出那个悲惨年代中国人的呐喊,绘马艺术才见到马的精神的阳光。

  晓宁认为,崇尚“龙马精神”的中国人就应有最杰出的画马大师们来表现出人们心中的“马”,这是时代的呼唤和千百年来的期盼!

  不知何时晓宁决定遵循亚明恩师教诲决定将画马作为最主要的创作方向。几十年来,他坚持深入生活,每一两年均要外出写生,足迹踏遍祖国大江南北:山西、陕西、甘肃、新疆、辽宁、吉林、西藏、黑龙江、内蒙古、河北、河南、安徽、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寻遍良驹宝马和与马生存有关的自然环境,通晓马的习性和“思想”,以至于他饐一口报出马的年纪,连多年马场的养马师也惊叹不已。

  他坚持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在画派林立的当今美术界独创、开“新现实主义画派、唯美主义画风、悲天悯人画意”之三大先河,以独树一帜的鲜明个人艺术风格,深受广大群众喜爱,赢得美术界好评,尢以画马的独特成就,而被画坛称为“雷氏画马”,其影响被誉为“当代第一马”,名扬海内外。他先后完成一系列大写意中国画创作:“十骏图”、“天山脚下”、“月光”、“恋歌”等,先后在南京市、江苏省美术馆举办个人大型画展。

  特别是2002年创作完成巨幅56米长卷“万马奔腾”大写意中国画。(画展后被闽南著名藏家收藏)同年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怀西先生联合签名题字:“弘扬传统,兼蓄他长,不轻今人重古人,日积跬步期以大成!”2003、2004年又连续应人民大会堂管理局邀请,创作巨幅大写意中国画“十六骏图”、“万马奔腾”,现藏于人民大会堂。并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布赫亲切接见。

  2006年雷晓宁再次在江苏省美术馆举办个人大型画展,展出作品100件,代表作有“万马奔腾”、“父子情深”及雕塑作品等。江苏美术界理论界并召开雷晓宁创作研讨会,专题研讨雷晓宁画马艺术。一幅前期小幅“万马奔腾”图还在广州凤凰拍卖有限公司2007年冬季珍贵收藏艺术品拍卖会上,拍出120万元,时年作品市场价每平方尺已达5.5万元。

  他还完成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创作的巨幅大写意中国画“九九归一”图。其创作的大写意中国画“信步”被外交部选用,是中国派出参加金正日诞辰活动的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代表团带去的唯一 “国礼”。现悬挂于朝鲜妙香山国宝馆,与当年周恩来总理赠送金日成的那幅已故艺术大师徐悲鸿先生绘马作品并列展放。

  2008年,雷晓宁被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选举为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现任会长为全国人大发言人、原外交部长李肇星)。并应邀参加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的“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迎奥运世界著名华人美术家作品展”,展出巨幅大写意中国画“万马奔腾”等作品。同年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爱心艺术家、慈善家颁奖活动,获颁“全国爱心艺术家”荣誉称号。现还兼任民进江苏省委文化支部委员、南京文联书画研究院研究员、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苏华夏艺术研究院理事长等职。

  2009年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首次举办大型“雷晓宁画展”,出席雷晓宁画展及赠送花蓝的有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徐悲鸿纪念馆、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国家画院等。去年11月雷晓宁开始创作巨幅工笔中国画“盛世新六骏”,均为纵347cm,宽280cm,6幅巨幅工笔画创作时间长达8个月。2011年7月,完成创作纵7米高2.7米的巨幅新版“万马奔腾”图大写意中国画。现又正创作巨幅工笔中国画“彼岸”,规格为347cm×210cm,已近完成;还将再创作“父子情深”、“花儿与少年”、“八骏图”等巨幅工笔画和系列大写意中国画,为2013年在京举办第二次“雷晓宁画展”做准备。他并在辛亥革命百年庆贺之际,将祖父辈史料提供出来,将辛亥革命共和精神弘扬光大。

  (本文整理者:叶雷,高级记者,现供职南京报业传媒集团,东方卫报审读,江苏省收藏家协会顾问,文化部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会会刊《建筑与文化》特邀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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