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海雷氏第七代孙雷兆清先生展示其保存的一块刻有某人悔过书内容的石印石,这也是临海最后一块石印石。谢 希摄
自《台州府城史迹寻踪》出版后,有人对《雷恒源石印店》文感兴趣,希望编者将台州印刷业发展历程挖掘一下,并从中找出台州石印的始祖。最近,我们翻阅了丁伋先生著的《堆沙集》中的“民国时期台州的印刷业”文章和《台临雷氏宗谱》,并拜访了临海雷氏第七代孙雷兆清先生,从中得知临海雷氏家族曾经营过木印、石印、铅印,同时是台州石刻印刷的始祖。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福建清流县(今三明市)雷士恭的儿子雷声闻、雷声扬和其三叔雷礼圆(1724~1797)一起,迁至台州府城西门街(今西门街66号一带),一边经营纸业,一边从事木刻印刷。木刻印刷是最初级的印刷,就是先将需要木刻的文字用反手字形式刻在木板上,而后,涂上油墨,再铺上纸进行印刷。当时使用的纸张,有从外地进来的毛边纸、官对纸,也有本地产的纸,如尤溪山里生产的皮白纸,质量较好,主要印制学生的大字本(米字格套红)、小字本(红方格),还有小学生描红本,常用的字有“上大人,孔乙已,化三千,七十士……”丁伋先生在《民国时期台州的印刷业》一文中指出:临海雷恒源,是一所老店,同治十三年(1874),曾刊木刻书《家庭讲话》三卷(檇李陆一亭撰,朱秀夫重刊)。光绪十二年(1886),有木刻善书《暗室灵光》。
木刻印刷简单方便,但对那些需要大开纸印制有一定难度。此时,上海已出现了石印,可印制大开纸。为尽快掌握石印新技术,雷兆清的祖父雷家政(1868~1929),委派二儿子雷道讓(字玉良)到上海学习。不久,上海传来消息,石印技术难度较大。这时雷家政感到学习这项技术,并非易事。民国5年(1015),他亲赴上海学习石印技术,同时,买来了石印石、石印机等石印设备,并及时开展石印业务。据雷兆清介绍,石印的工序确实复杂:一是要选好石印用的石板,一般长66厘米,宽51厘米,厚度7厘米以上,石质细腻,没有杂质。二是要选用上好的剃刀石,将石印用的石板磨平,而后,每印刷一次要将石板磨一次。三是用汽水墨,将需印刷的文稿抄在纸上,并将纸反贴在石印用的石板上成为反手字,等于将反手字刻在石印用的石板上,而后,涂上油墨即可印制。印制中要注意油墨的浓淡度,淡时要适当添加油墨。四是有的文稿较长,不能一次印制,可将纸对折起来,分两次印制。“今尚见民国14年(1925),以‘雷恒源石印所’之名印的仙居知县许之龙的《安州喜雨吟》。”(《堆沙集》)
再说铅字印制,据雷氏宗谱记载:雷家政的大儿子雷道燊(1873~1970),(字玉琨,号蕴珊),“继承祖业雷恒源纸店,木刻、石印不适应,就创办铅印。”据雷兆清回忆,道燊创办铅印的时间,大约在民国18年(1929)就是雷家政去世那年。当年雷家分家,接着,雷道燊将木刻印、石印搬到海门经营,并开办了铅印。这时,从上海购来3号圆盘印刷机一台。26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后,雷道燊将海门印刷店搬回临海。31年(1942),雷恒源店从西门街迁到今紫阳街332号、336号,经营石印业务。
民国18年(1929)雷家分家后,其五子雷道麟(字玉书,号宝堂),从现紫阳街332、336号,迁到现紫阳街341号,并继续使用雷恒源石印店店号,专营石印印刷。
解放以后,临海及邻县人民政府、法院等机关事业单位的布告、通告一类的大幅文告,大都由雷恒源石印店印制。1958年,该店参加城关综合厂(内有刻字、制作毛笔、修理钢笔等行业)。1964年10月并入城关文化用品厂。根据石印石上最后留下的一份某个人“悔过书”日期,临海石印的结束时间应是1974年3月。期间,现年七十余岁的雷兆清,曾同父亲雷道麟一起参加过石印。最近,雷兆清准备将父亲留下的一块半石印石赠送给新建的临海市博物馆,让更多的人参观石印石,了解临海印刷的历史。